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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生产力水平最差，属于是自然资源+前苏联遗留的一点重工业底子，结果就是只能搞军事斗争来纾解内部的矛盾。因为有油气能源这些自然资源，所以对外有硬通货，不必非得依赖美元，所以俄罗斯可以打破贸易封锁；而又因为俄罗斯轻工业产业链几乎没有，所以也不需要掠夺世界的市场，但是俄罗斯的重工业，却可以通过战争重新恢复起来。因此，俄罗斯就一头扎进了俄乌冲突里不出来了，并且由此产生了一派新的政治势力：少壮功勋军事集团。这一派对战争更热衷，而且对希拉维克集团（以油气垄断为经济基础的政治强力集团）形成降维打击。越打越停不下来，因为越打主战派越强。但是俄罗斯的国力在上三常里面最弱，所以也是在战场上丑态百出，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个好事——北边的军事集团因内争而衰弱，自古以来对华夏生产文明来说就是大好事，这让中国免去了北患，又让西方贸易文明的欧美势力遭受了重创。

　　美国的生产力水平超过了俄国，但是却落后于中国：金融法律等主观服务业兴盛，但是实体工业和高端实体产业衰败；虽然美元霸权还在，但是债务危机却近在眼前。这种情况下，让美国老老实实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实体经济，按照三个代表的精神来建设富强美国，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是对外军事冒险搞一搞美国版的“甲午海战”，对内煽动底层民众搞一搞“扶美灭华”的美式义和团运动，却是手到擒来。所以美国就在关税战上复刻了清帝国甲午海战的操作，也得到了类似的结局——惨败。而美国政治上由于建制派拉胯而开启的“维新变法”，也因为马斯克犯了与康有为一样的毛病——过于操切，而不足百日即失败告终。如今美国的形势已经与晚清高度类似，一面是庸众之群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一面是上层的衰败堕落。先进生产力搞维新变法，却因为经济基础过于薄弱而能量不足，反被守旧势力拍死。所以美国基本上就是停留在政治拳击赛的范畴，因为搞经济改革美国没有产业基础，搞来搞去也就是货币游戏；又还暂时没有沦落到靠军事斗争来转嫁矛盾的地步，所以虽然混的也不怎么样，但还是比俄国强点。

　　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强大的国家，军事上不受到外界的威胁，政治上也比较稳定，所以中国就体现为在经济上的竞争。外资扶持的跟本土成长起来的斗，拼关系的跟拼技术的斗，搞营销的跟搞生产的斗，玩资本玩舆论的跟集体的有公心的斗。类似华为、比亚迪这样的企业，就是新质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他们生产的产品是造福社会大众的，并且其技术体系的所有权是中华民族的。这样代表了大众利益、民族利益和生产力发展需求的企业，其属性与华夏文明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就是华夏文明的衍生品。但是阴阳必有所对，有民族的大众的，就必然有外人的资本的势力衍生品与之相对，以此才能砥砺这些民族企业，使之成熟之发展之。有的企业产品竞争不过人家，就搞舆论诋毁之，有的技术国外封锁中国的民族企业，却给外资控制的买办开后门，这些对民族企业的磨难，是难以颠覆历史进程的，但是却会在短期内造成阻力。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恶狼打不过猎犬，随着华夏势力的崛起，扎根在华夏文明基础上的新质生产力，会迎来一波实力的暴增，最终对潜伏在中国内部的西方势力完成迭代。

　　为什么“老人政治”的末期往往是“公知治国”？因为“老人政治”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岁数很大，老了自然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而且胆气衰竭，斗争性下降但妥协性上升，认知和反应都比较迟钝，对新的事物、新的形势的变化捕捉力不够，自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状态。而公知的特点就是对外妥协性强，对内则是站在资本势力一边，媚上而欺下。主观学科知识背景的人，缺乏实践的经验，缺乏科学知识和辩证思维能力，没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但是却因为老人领导者的青睐而身居大位，自然就容易唯上、唯书、而不唯实。所以公知治国往往与老人政治是配合起来的，形成一种对外软弱，对内虐民，不尊重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决策思路，形成一种保守落后的社会形势。

　　所以伊朗怎么能不吃亏，伊朗必然要遭受现在这样的一次重大打击，才能进入下一个社会阶段。实际上考察我们国家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初期八九十年代之交时候，价格闯关的经济改革直接导致国内大部分家庭的毕生储蓄一扫而光，叠加官倒猖獗，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引发社会危机。也曾在八十年代军工产业出现重大落后，以运十为例，一个曾经很成功的项目在八十年代遭到严重的挫折——团队解散，技术资料整个遗失。后来我们国家的大飞机研发的工程师都对此很惋惜，当时也是盛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念，为了针鼻儿大的利润，放弃自身的国防产业。宁肯花大量的珍贵外汇去到国外买小汽车来享乐，但是却没有钱去研究自家的大飞机。各种间谍叛徒盛行，泄露国家的机密，造成重大损失。我国最成功的间谍金无怠，就是被高干二代的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导致英雄惨死异国他乡。当时的思潮也是盛行全盘西化，学生、知识分子等一大堆缺乏实践经历的人对西方心向往之，对本国文化传统弃如敝履，其与现在伊朗的大学生和文科高知的状态非常相似。所以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也经历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最终全盘打乱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形成了更优化的发展道路，也在人事上让一大批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高质量人才掌握了重要的社会资源，由此进入现代化的新阶段。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老人政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所谓兴一利必生一弊，反过来也是一样，有一些缺点同时也会伴生一些优点。其优点正是在老人政治的格局下各方的利益都能照顾到，所以它并不属于一个集中度非常高的政治结构，反而体现了一种分布式的政治结构。别看以色列今天暗杀了哈梅内伊军方的山头，明天另外一个山头反而崛起了。相当于九头虫一样，砍掉一个脑袋，两个脑袋长出来了，你并没有办法把它全都斩断。这恰恰使得伊朗现在具备了一个抗斩首打击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在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之后，名义上强硬派的军官都被偷袭死光了，但是反而军事表现更强硬。正是因为以色列的空袭使得伊朗革命卫队体系——核心国防力量的干部年轻化了，而年轻化的干部形成了更强硬的集体意识。

　　那么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科技和文化的大倒退之冬后，等到了九十年代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时像我们的歼十就避免了运十的命运。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有了很大的改观，经历过了干部年轻化之后新上来的人就不再是文科的、年老的、对外妥协性强的、不重视国防力量的决策思路了，而是理工科的、斗争性强的、对外感知力强的决策逻辑，就使得歼十工程师们从摆小摊养活家庭的艰苦情形，转变成了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最终歼十不负众望在印巴空战中大放异彩；同时期我们也买了瓦良格的航母造就了中国的航母体系。现在很多武器的重大发展都起步于九十年代。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在九十年代也显著的不同于八十年代，削弱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抑制豪门而鼓励民间的力量，然后让社会大众都能参与到经济进程当中，充分竞争后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集体和企业，让中国在各行各业的生产力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对外也从一味的妥协、谋求利益，变成了理性客观地去竞争，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去博取最大的利益。柔中带刚，坚持自己的原则，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使得整个国家的重心稳住了

　　这个过程中伊朗会保留自己的工业基础，经济发展的重点就从看重从国外换了多少外汇、挣多少钱、换了多少奢侈品，转变为国内的工业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工业技术、生产力能不能继续去进化。尤其在这一轮大的变故当中，基本上哈梅内伊的政治派系不具备继续左右伊朗未来政治继承人的能力了，他只能变成配角了，虽然还能起一定的稳定作用，但他已经不再是伊朗政治的主角，因为他派系的实力没了，人没了，对军事机器的掌握力大幅下降。只能成为压舱石，但却不是舵手了。曾经他的儿子也是热门的继承人人选，但是这次哈梅内伊交代后事，约定如果自己牺牲就推出三个继承人，其中就不再有他自己的儿子。这是因为哈梅内伊这次的战略错误太严重了，他的儿子也因此在国内成为了声望很低的人选，虽然曾经有很多想法，但是如今的形势下他啥也不是了。

　　现在伊朗经历领导层的迭代，已经筛选出了反斩首分布式的、能够科学决策的领导层。据美国的情报讲，哈梅内伊现在藏在山洞里，切断一切电子通讯，只通过贴身秘书来对外传递信息，他把各种重大的决策权都下放了，让军方自己选择打击的目标和手段，这等于是失去了军权。这意味着，伊朗就此基本上摆脱了“老人政治”的“紧箍咒”，再没有人能限制伊朗的民族力量了。而依托“老人政治”而存在的现任“公知派”伊朗政府，其实已经失去了职能，因为他们已经被伊朗全社会所唾弃，而对外也啥都谈不出来，所以现在约等于“政治僵尸”。这使得伊朗从上一次伊核谈判积累起来的亲西方派政治势力，最终将在这次冲突后归零，以后美国和以色列再想找伊朗内部的投降派都找不到了。在价格闯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叠加危机中走出来之后，中国的“全盘西化”派也遭遇了重大挫折。例如在意识形态领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后，著名的解放了新疆的将军就主持了中央党校的工作，使得之前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抑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拍出了《三国演义》这样的鸿篇巨著，成为传世经典，与《》思维形成针尖对麦芒的对峙局面，使得全盘西化不再是一边倒地在社会中占优。而且在90年，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怀念的思潮，被称为“红太阳热”，这一点在编年体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当中也有所变现。利空出尽就是多，全盘西化派捅出大篓子，自然就是老人政治得到缓解，民族刚劲之气有所复苏，社会上层的垄断松动，精兵强将脱颖而出。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镇住“全盘西化”势力的锁妖阵，也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之后确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