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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汊河大屠杀中幸存者骆中洋描述了一个屠夫口中残酷的玩笑，负责处决他们的日军军官竟通过身边的翻译问河岸边的近一万名战俘，让他们自己选择死法：“燃烧弹？汽油？机关枪？还是刺刀？”而那些分散在南京各处数以千计的个体屠杀行径，则更具有随意性。一位名叫田所耕造的日军士兵提到屠杀方式甚至还分等级，“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的脑袋砍下来。我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尽管田所声称屠杀“当然是按命令来的”，但事实上，屠杀者考虑的不单是屠杀，而是怎样通过杀戮来愉悦自己的身心，各式各样的残杀手段被发明出来，“曾用过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田所坦承，“如果不这样干，就没有别的乐趣啦，这是登陆以来好久没玩的游戏了”。

　　军国主义的两副面孔，就在杀戮血海的徜徉中随时变换，就像一位名叫斋藤次郎的士兵在阵中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这名步兵五十六联队的辎重特务兵，原本是福岛县的一个农民，当他收到征召入伍的赤纸时，家中的稻田已经半黄，在从上海登陆到南京的行军途中，他会在机枪扫射中惦念着故乡孩子们是否陶醉在秋祭的气氛中，会在雨中枪炮轰鸣声中与同袍练习仙台的民谣《阵雨》，他会可怜在嘉定遇到的一对中国农民夫妇，他们回到家乡时发现家已被烧毁，“那种黯然失落的神情真是可怜”，在收割过的稻田中，当他看到逃难的农民挑着担子赶回来，像自家小孩一样连路还走不稳的小孩子也赤脚背着东西走着时，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不禁涌出了泪水”，感慨“战败国的国民真是可怜啊”——但正是他所在的部队，强征了这些人的物资，又烧毁了他们的家园，让他们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

　　报纸也以狂喜的笔调报道了12月17日的南京入城仪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以朝香宫殿下为首，松井最高指挥官、长谷川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沿着各代表部队蜿蜒的队列穿过城门，向道路两旁列队的所有部队一边行举手礼，一边检阅部队”，摄影记者忙不迭地用相机捕获下了这关键的一幕。在他的头顶，自8月起数次轰炸南京的海陆军航空队的战机，也编队从空中轰鸣飞来——“在空中和地面举行的这场盛典，确实是我国空前壮观、令人激动且极其庄严的历史性盛事”，“在全体人员齐唱《君之代》的歌声中，松井最高指挥官将日章旗升上了曾飘扬着满地红旗的正门旗杆。接着，在松井最高指挥官的率领下，大家三呼万岁”。在东京，提灯的盛会一如计划好的那样热烈非凡，数以万计的市民簇拥在宫城前，挥舞旗帜，高举灯笼，山呼万岁。在一篇浮夸的报道《蜂拥而出的灯笼队伍——昨晚，帝都在雨中欢腾》中描写了东京赤坂某舞厅中正在跳舞的300名客人和，在听闻了南京陷落的消息后，“即刻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而在利根川畔的港口小镇上，村民们也依样举着提灯和小旗，到神社的院内，高唱着《爱国进行曲》：

　　铃木几乎是逃出了那个令他神经错乱的地方，但当他归途中路过励志社时，又目睹了第二场屠杀，院内的大树上绑着十几个战俘，他们“个个脸色惨白，破衣露肉，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都用呆滞的目光盯着他。就在他们目光对视时，忽然走进来几个日本兵，其中一个大吼道：“这些家伙经常袭击我们！”突然举起手中的尖镐对准一个战俘的头砸了下去——“闪光的镐尖咔嚓一声扎进头颅，鲜血咕嘟一下冒出来，这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另一位随军记者佐藤振寿也在同一地点见证了另一场屠杀，他看到屋舍前的广场上坐着一百来人，都被双手反绑，看起来是战俘来的伤病员，在他们的面前，挖好了两个五平方米大小，深约三米的大坑。“右边坑前的日本兵举着中国军的步枪，让中国兵跪在坑边，枪口抵住后脑，扣动扳机。”有的士兵试图逃跑，察觉不妙的日本兵迅速将其击毙，“开枪的地方距离我不足一米，子弹就擦着我耳边飞过去”。

　　“大逆事件”给永井荷风极大的刺激，同一年成立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将作家和“危险”书籍出版商列为缉拿对象。“危险”当然是一个宽泛的口袋，任何与日本当局有所颠覆的思想都可以被装进这个罪名进行缉拿。思想不屈服于真理，只能屈服于权力，那些悖逆的思想不仅要遭到缉拿，甚至连盛放思想的容器也会被砸烂。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悲惨遭际就是个令人骨战的案例，这位以小说《蟹工船》蜚声于世的作家，因为胆敢在作品中公开地抨击天皇而在1933年2月20日遭到特高课警察的逮捕，经过三个小时刑讯后，这位年轻的作家奄奄一息地倒在拘留室的地板上，抬到医院后不久就断了气。尽管特高课警察为了掩人耳目给遗体换上了新的线衫裤，对外宣称小林死于追捕奔逃导致的心脏麻痹。但当小林的家人朋友领回遗体进行清洗时，才看到他生前遭受了怎样的折磨：“脸孔苍白得可怕，凹凸不平的肌肉印下了剧烈痛苦的痕迹，这完全不是小林平时的神情；面颊凹陷，眼睛落了坑，左太阳穴上有一个铜子大的坑，四周还有五六块伤痕，因为皮下出血，都显得紫黑紫黑的。”

　　“转向”成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流行词，《治安维持法》的修正公布后，特高课的思想警察着力于恩威并施的手段，根据一本“转向”技术手册的指导方法，“警察局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上，然后要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的‘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手册上还说，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能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意识。”——对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转向”不仅廉价，也相当顺滑：只要把思想理念的效忠对象从遥远的莫斯科改换到近在咫尺的皇居宫城就可以了，至于像是打倒财阀资本和官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入侵的理念，完全可以和极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无缝衔接在一起——极右翼的兴亚主义与之不谋而合。官方还为这些新转向的左翼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新舞台——“九一八事变”后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他们大可以在这里建设理想中的“王道乐土”，把昔日抨击财阀和官僚的才华运用在歌颂伪满的城市建设和“日本拓殖者”在北方的荒原上艰苦创业的动人“伟业”上。过不了多久，这些昔日的左翼就会和他们当年的极右翼对手一起，在举灯摇旗的欢乐气氛中，携手合唱《啊！我们的满洲》。

　　悬挂国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29年，街头还只是在庆典中才会悬挂国旗，但到1935年，永井荷风不得不到三越百货店花一元六角钱购买一面带竹竿的国旗，“我自从卖掉大久保的房子以后，至今还未悬挂过国旗，也未装饰过门松。然而，时闻近年来屡有壮汉闯入未悬挂国旗的人家施暴之事。为防万一而购太阳旗”——军国主义在一步步挤压日常生活的空间，消极的不服从已然无法坚守，在军国暴走突进的时代，唯有步追军国狂人的脚步，才能避免被狂人吞噬。到1937年，永井荷风悲哀地发现，军国主义已如附骨之疽，如此顽固地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深陷其中的日本民众已经习焉不察，在8月24日的日记中，他观察到“东京市民生活的样子，发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似乎感到相对的满足与喜悦。对军国政治并没有感到不安，对战争也丝毫不觉得恐惧，毋宁说带着些喜悦”。

　　军国主义真正恐怖之处正在于此，它会让人耽溺于战争之中，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更甚而言，生活与战争颠倒过来，生活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从孩童开始，军国政府就教育这些将来会被送上战场的新一代对战争脱敏。一篇小学四年级的课文标题是《制造大炮》，在制造大炮的科学性描述中，也会加入军国主义的譬喻，炮筒被反复地锻造、加热和冷却的过程，被引申为“我们的内心通过忍受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而变得强大一样”——考虑到此时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了傀儡政权，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南太平洋的诸岛开展攻势，这里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所指为何不言自明。这篇课文特别提到为炮筒精心抹油的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高中毕业生”——课堂里这些孩子的去处都已经规划得明明白白了。

　　被拣选成为特攻队的队员大多是高校的大学生，他们并非头脑简单易被煽惑之辈，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饱读诗书，一位名叫佐佐木八郎的队员的阅读书单包括康德、叔本华、卢梭、穆勒、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比起那些被单纯灌输为国献身理念的懵懂孩童，他对牺牲的思考显然更加深入，他之所以甘愿赴死，是因为他相信面对的敌人英美列强，正是旧资本主义的代表——当然日本同样也是，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牺牲，同时离弃和破坏双重枷锁，用自己纯洁的生命孤注一掷地毁灭，来换取一场注定的失败，那么，他将成为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军国主义当然可以披上崇高理想的绚烂外衣，就像那些转向的左翼分子在战时的殖民地为战争唱颂壮丽的颂歌一样，但当理想碰撞到真切硬实的现实时，所迸发出的并非绚烂的火花，而是一片不好清理的狼藉：“水手把来自几架攻击飞机的大片金属机身丢到海里后，开始用水柱冲洗甲板，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不久之后，甲板就清干净了”。

　　1945年3月9日，载有总重量达2000吨燃烧弹的334架B29型战机飞临东京的下町，实施轰炸。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东京大轰炸，在40平方公里内的25万户居民房屋被毁，数百万人失去家园，10余万人的生命被夺走。轰炸是如此惨烈，一位幸存者在一座看起来是小巷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异样的尸体，“头发烧焦了，衣物烧毁了，烧焦的皮肤着。除了那些被压在倒塌房屋下的尸体外，其余尸体有的匍匐着，有的横卧着、有的仰着，而只有这一具尸体的脸是冲着地面蜷伏的——那是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她在地上用手挖了一个坑，十个指头沾满了血污，指甲一个也没有了。大概感觉自己不行了，就用手指挖开坚硬的地面，放下婴儿，自己覆盖在上面隔离火焰，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生命。婴儿的衣裳一点也没有烧着，一双可爱的小手还抱着母亲的一只，但由于烟熏，孩子也已经停止了呼吸。”

　　1945年8月15日，中午，沙哑、低沉、模糊的声音，穿透窒闷的夏日暑气，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上亿日本人都听到了这个陌生的声音——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是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他们最高统治者的声音。在以往，尽管天皇的“御真影”被悬挂在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学校、每一座工厂里，每个人都将天皇的《教育敕语》铭记于心，但没有任何一个普通臣民聆听过天皇的声音。他们唯一熟悉的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那个镶在镜框中、身着戎装的“现人神”的旨意，但此刻，这个声音却发出旨意，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已经回不去的家，已经无法重见的战前生活，已经崩塌颓废的道德体系，还有那个曾令上亿日本人真诚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幻象，如今都在烈日炎炎下熔化了，昔日被献祭给军国主义的生活，终于被吐了出来，但只是一地狼藉的废墟。